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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:香港流行音乐研究 【第三章:《不了情》与《绿岛小夜曲》时代(1963-1973)】

日期:2014-07-16 来源:香港大学学术库 作者:黄霑 浏览: 字号:TT

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:香港流行音樂研究(1949 - 1997)

第三章:《不了情》與《綠島小夜曲》時代(1963 - 1973)


(A)轉型的香港

  六十年代開始,由大陸南移的中國人,經過了多年生聚,漸漸對香港這地方,有了新的觀感。在此之前,來港的人,仍然隱隱約約地對家鄉懷念,希望有朝一日,重回故土。所以,五十年代的香港社會,不少人擁有「過客」心態,視這殖民地都市,為提供兩餐溫飽,和遮雨避風之地,沒有什麼歸屬感,社會也缺乏凝聚力[1]。他們寧願自視「華僑」,迫不得已,才在此地定居,心理上絕未認同香港[2]

  但轉眼十年時光過去,隨着生活方式的改變,和香港經濟好轉,這群新移民開始覺得,香港不失為可以居停的地方。把這小島形容為「天堂」的說法,慢慢逐漸出現[3]

  五十年代,香港雖然因為韓戰引發的禁運,轉口貿易急轉直下,但紡織和成衣業的迅速發展,彌補了這方面的經濟損失。而塑膠、電子及金屬製品也開始生產,遠銷美國等海外市場。到 1959,註冊工廠,已有 4689 家,工人達二十多萬 [4]。香港在短短十年,由轉口港轉型到工業城市,工人階級開始形成,社會和五十年代,已有不同。

  另一巨大轉變,是五十年代小學教育的普及,和中學教育的興起。到了六十年代,這群中小學生開始踏入社會,漸漸形成了日後的中產階級骨幹。他們比上一代更通文墨,不過因為不少是英文書院肆業的關係,難免對西方文化,多一些嚮慕,令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化,有了些崇洋的特色。

  1. 青年人社會.實際而崇洋

  六十年代的香港,是年輕人的社會。青年不單人口比例高,還很能適應經濟的急劇發展,用傳自上一代的務實苦幹,在英式殖民地制度之下,努力締造一己的事業。同時,也將習慣和生活哲學,帶到社會各層面。

  他們崇尚金錢;眼看着家中居住環境和多年父母勞苦,他們了解經濟效益對生活的重要。固此,抽象理念吸引不到香港青年的注意。甚至從前的故鄉,也只是模糊和不切實際的記憶。對他們來說,中國是個抽離而令人不無恐懼的印象。有所選擇,他們寧願崇洋。

  所以,聽流行音樂,他們寧願選擇美國歌曲或國語時代曲,對製作粗糙的「粵語時代曲」,他們較少眷顧,而且頗有歧視。

  這也難怪,因為連被後輩尊稱「粵語流行曲之父」的周聰在接受訪問時候,也坦白承認﹕「很多時,為求節省製作費用,不能對音樂或歌唱有很高的要求。即使唱錯了,只要不大明顯,也要出街。」[5]聆聽流行歌曲,即使沒有受過訓練的一般聽眾,對製作水準的高下,也很容易便可以分辨出來。唱片售價,舶來與土產,分別不大,都不外是四五元左右。相類價錢,而品質有似天淵,流行收集唱片的青年人,自然趨向音樂水平顯著較高明的產品。有時在電台上聽到「飛哥跌落坑渠」一類有趣歌詞,也會笑謔一番。但被青年人看成不登大雅的「諧曲」,拿來作笑談,自無不可,卻絕不會視之為時髦玩意。潮流事實如此,所以粵語時代曲,在當時市場實際只佔有極小部份,未算真正流行,連傳播媒介,都不肯經常播出。

  2. 新傳媒出現.處處嚮新聲

  (a) 「邵氏」與「黃梅調」

  1959 年前後,香港傳媒,出現了兩家大機構,令娛樂市場,起了重大變化。首先,是「邵氏兄弟」登陸香港。本來,「邵氏父子」公司已在此地運作多年,既有製作,亦有發行網絡和電影院。不過,電影拍攝,專注粵語,而且穩紮穩打,穩健經營,沒有什麼雄才偉略的突破,到「邵氏兄弟」邵逸夫由星馬挾巨資來港,才真正大展拳腳。他向港府批地,在清水灣畔山頭大興土木,建成東南亞前所未見的大型電影城。由古裝佈景街,到攝影棚,錄音室,演員宿舍,彩色沖印間等,一應俱全。電影製作所需,完全自給自足,不假外求,而且倣傚荷里活制度,簽下大量導演及明星,又大力培養新人,組成宣傳機制,打出「邵氏出品,必屬佳片」口號,令全港娛樂圈注意力,齊齊投向這聲威懾人的影壇生力軍。

  不過,「邵氏」在電影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,星馬「國泰」機構屬下「電懋」,此時在港,人強馬壯,儼如國語片製作領袖。他們趁「新華」張善琨製作的黑白歌唱片潮流正盛,加重投資,攝製了幾部彩色歌舞片,令國語電影「逢片必歌」的潮流,再攀上另一高峰。

  「電懋」的彩色歌唱片,很有香港產品一貫特色。基本精神是「合用就用」。粵語歌唱片,本來就是這樣,不過因為製作馬虎,才開始被觀眾離棄。「電懋」承繼了這種務實的哲學,用認真製作, 泡 製 出 來 的《龍翔鳳舞》(1959)[6],《野玫瑰之戀》(1960)[7],和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(1968)[8],將最流行的中國時代曲,西方古典歌劇的音樂和詠嘆調(aria),及中國學院派藝術歌曲最廣為人知的旋律,如《毛毛雨》,《妹妹我愛你》,《葡萄仙子》,《 玫瑰玫瑰我愛你》,《漁光曲》,及比才(Bizet)的《卡門》(Carmen),趙元任譜劉半農詞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等,全部用上;由姚敏重新設計,配上美國最時尚最悅耳的流行舞節奏,務求觀眾耳目一新,享盡視聽之娛,推出之後,十分賣座,歌曲再度家傳戶誦,成為潮流尖端熱門名曲。

  《野玫瑰之戀》的主演者葛蘭,五十年代的一部《曼波女郎》已經聲譽鵲起,被影迷認定為能演能唱的多才多藝女星,現在更成為國語歌舞片新后。

  舞的能耐,對流行曲歌手來說,十分重要。這是歌手是否有青春活力的有力証據。流行曲本來就是青年人的跳舞音樂,歌星節奏感不強,演唱起節奏強勁的快拍歌曲,就會予聽眾「東施效顰」感覺。粵語時代曲不受時尚青年喜歡,其中一大原因,是歌手超齡而且嚴重欠缺青春活力與流行舞的勁道。葛蘭本身,是典型的現代城市少女,在 1959 年,已為「美國國家廣播機構」(NBC)賞識,聘到美國參加當時仍在主持歌舞節目的女歌手丹娜·蕭( Dinah Shore)的電視演出。因為「電懋」大事宣傳,因此葛蘭雖然並非唯一曾參與美國流行音樂節目的女歌手[9] ,在當時 ,消息也的確哄動,令港人引以為榮。這次在《野玫瑰之戀》演出狂野奔放,更大獲好評。一曲《卡門》嗣後成為經典 (10],此後不停為港台歌手翻唱。

  有心在香港建立「邵氏」電影王國的邵逸夫,眼看着對手聲威強盛,自然不會甘心退讓,一面簽下《龍翔鳳舞》導演陶秦投歸旗下,執導《千嬌百媚》(1961)和《花團錦簇》(1962),一面另闢蹊徑,將中國傳統地方戲曲流行音樂化,開拍大型古裝歌唱片。這些電影,為港產歌曲,加進了一股前所少聞的韻味,把香港流行音樂,引入了黃梅調熱潮。

  香港居民,此時已經成為崇洋一族。但對外國優點推崇欣賞之餘,倒也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炎黃子孫身份。港人就算對中國文化認識不深,但卻未嘗不對一些中國傳統,心底仍然存有一份無可言喻的敬愛。移民來港的人,不願意接受新中國統治,並不等於他們不接受中國製造的精美商品。香港人崇尚實際;這務實的生活態度,極能貫徹始終,所以當中國製作的幾部優秀的地方戲曲紀錄片,在港推出,港人就不甘後人,排隊往觀。

  中國電影和地方戲曲關係向來密切,京劇及其他地方戲曲改編電影的,多得不計其數。粵語電影改編粵劇的例子亦是難以勝數。但粵劇電影,一如前章所述,拍攝認真的不多,固此觀眾越來越少。至於外省影迷,則餓戲已久,所以一旦有精品運到,自然都想先覩為快。

  1954 年「上海電影製片廠」的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越劇紀錄片[11],五十年代中葉在港推出。范瑞娟(梁山伯)和袁雪芬(祝英台)的優美身段和唱腔,令港人口定目呆,一邊落淚,一邊叫好。後來的黑白黃梅戲曲片《天仙配》[12]因此亦很受歡迎。到 1960 年,北京攝製的《楊門女將》推出[13],更令全港觸目。不但京劇迷趨之若騖,連本來不懂和不看京劇的香港粵籍青年,也受到吸引。

  「邵氏」五十年代末,已經拍攝了李翰祥執導的《貂蟬》[14]和《江山美人》[15],插曲由王純改編黃梅調旋律,林聲翕編樂並指揮,靜婷、江宏代唱。音樂其實是把地方戲曲旋律活用,「加入時代曲以至西洋古典音樂成份」[16],但勝在不露斧鑿痕,聽來非常流暢。

  黃梅戲大概可上溯清乾隆末葉,基礎是民間歌舞「採茶歌」,有「十腔九不同,各唱各的板,各唱各的腔」的特性,又稱「花鼓戲」,在安徽、湖北、江西一帶流行,受過漢劇和「二高腔」[17]影響,因為主要旋律來自湖北黃梅縣的採茶調而得名[18],「邵氏」在中國眾多傳統地方戲曲之中,獨取黃梅調,據張徹的憶述,是因為邵逸夫覺得「黃梅調是自然發音」[19],所以易聽易學易唱,易為不太懂國語的香港觀眾接受。

  《江山美人》插曲《扮皇帝》在當年非常流行,本來不識「黃梅戲」的香港廣東人,也不停地口中「扮皇帝,我在行」一番了。粵語電影自然群起而學,你行我倣,互為因果,終於黃梅調歌聲,在香港處處可聞。

  到 1963 年,「邵氏」用樂蒂,夥拍廈門語電影明星凌波[20],演出李翰祥改自 1954 年「上海製片廠」原作的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,用台灣來港為「邵氏」效勞的周藍萍作曲編樂,李隽青寫詞,靜婷、江宏之外,還加入凌波、劉韻、樂隊四十餘眾,中西合璧,全港中西樂精英,如琵琶名家呂培原,洞簫大師黃呈權,小號好手 Berry Yaneza 等,盡在其中。合唱團亦達四十人,由全港唱家組成。充份發揮了「邵氏」錄音新廠的設備之餘,音樂費用之高,亦盡破國片紀錄。

  有論者不滿於這種「逾淮而枳」的改編方法,對黃梅調電影的音樂,時有苛評[21],但將地方戲曲時代曲化,不失為將傳統現代化的方法之一。至少,香港人自此對黃梅調的旋律,耳熟能詳,到接觸正宗黃梅戲的時候,就少抗拒了。這樣,有什麼壞處?不改傳統,抱殘守缺,只會將傳統窒息,促使其早日衰敗。這又有什麼好處?

  黃梅調歌曲大受歡迎,古裝歌唱片如《花木蘭》《魚美人》《七仙女》《寶蓮燈》《血手印》《三笑》《三看御妹劉金定》《楊乃武與小白菜》等,紛紛出籠。雖然製作依然認真,但一窩蜂競拍[22]的風氣,等於重覆又重覆,令本來很有興趣的觀眾,在幾年之間,就看厭看膩,口味於是又再轉向。此外《劉三姐》[23]式的山歌片也出現過,不過未能掀起熱潮。但細看這類源自中國大陸的潮流,此伏彼起,也可以隱約窺見港人在一些程度上對傳統文化的關懷與愛護。崇洋而未忘本,對香港人,有時也實在不能深責。

  (b) 「商業電台」與廣告歌

  和「邵氏兄弟」大展拳腳的同時,香港的「商業電台」也在 1959年啟播。本來商台在 57 年已經壓倒投標對手,從香港政府拿到商業性電台的經營牌照,但因為要配合原子粒收音機新產品在港發售,所以一直只做籌備功夫,等 1959 年日本的原子粒收音機(Transistor Radio)源源不絕運到,才開始啟播[24]。當時,香港的收音機,用真空管,不能隨身携帶。但商台一中一英兩台啟播之日,用乾電池操作,體積小又携帶方便的原子粒收音機,已經以極合理價格在港登陸。於是收音機牌照登記激增;二十五個月內跳升百份五十八。市民只要買部收音機,就可收聽由晨早七時直播到晚上十二時的免費娛樂。對於還是艱苦奮鬥,沒有什麼餘錢的中下階層,這不啻是天賜好禮物,對生活質素,很有提升。而廣告商忽然多了一個價廉而效果好的電子媒介,自然大力支持。於是「商台」創下傳播歷史奇蹟,在第一個月便開始有營利[25]

  「商台」這新傳媒,一方面,延長了粵劇粵曲的壽命,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外國流行曲的傳播。「商台」不但有播送歐美音樂為主的英文台,中文台亦積極通過傍晚點唱節目推廣所謂「歐西流行曲」。不過,這些都是順應潮流,跟着大勢走的被動做法,並不主動。

  可是,不知不覺間,「商台」卻在推廣現代粵語音樂文化。他們節目中間,插播粵語廣告歌。這些悅耳吸引的短歌,採用通俗口語,卻避免了粵語時代曲歌詞的庸俗品味[26],近似兒歌,又緊貼生活,非常清新可喜。粵劇和傳統粵曲是一個極端,過於典雅。而粵語時代曲又是一極端,病於低俗,兩者之間的空間,就讓廣東話廣告歌來填補。

  五十年代,廣告歌常常出現一些聽起來令粵人啼笑皆非的語句,例如「好彩」(Lucky Strike)香煙的廣告歌末句。

  

  這是英文原詞 "Fresh From The USA" 的繙譯,從字面看,絕無問題。但一填進旋律,配合了樂音起伏,唱出來,聽入耳,就變成「神仙美國來」。高平音的「新」字,填配了低音,變成低平。一字之差,意思馬上變得荒謬。

  可是,到「商台」啟播之後,這類笑話忽然全部銷聲匿跡。這現象極可能是巧合。但也有可能,因為「商台」高層主管,全都精通粵語,明白廣告歌「倒字」會成公眾笑柄,把關把得緊。總之,配合了適逢其會,在這個時候加入廣告歌創作行列的音樂人如梁樂音、顧嘉煇、歌詩寶、黃霑、鄺天培、劉宏遠等,粵語廣告歌的水準急速提升。

  因為廣告歌的製作費充裕,所以音樂和錄音都有水平。演唱的歌手,也是此地時彥如關正傑、葉麗儀、仙杜拉、華娃、鍾玲玲、黃志恆等,所以這些廣告歌,雖然不過短短數十秒,卻十分耐聽,令港人深印腦海,像《新奇洗衣粉》(見附録 -頁 191)、《京都念慈庵川貝枇杷膏》、《菊花牌乳膠漆》、《恒生銀行》、《快潔洗粉》、《喼士頓》(Capstan)(見附録 - 頁 191) 、《 聰明豆》(Smarties)、《汎美航空公司》(Pan Am)等,到今天仍在香港的集體記憶中縈迴。

  廣告歌的演唱方法,也大大影響了後來七十年代粵語流行曲歌手如何「咬字」。廣告歌最注重吐字清楚,必這樣,商品宣傳字句,才會清脆玲瓏地送入聽眾耳股。粵劇粵曲,也很講究「露字」,不過,和廣告歌唱法,略有不同。

  粵劇粵曲的唱法,是要把曲詞每個字的「首韻」、「腹韻」和「尾韻」全部清楚唱出。

  試舉一例﹕譬如唱〝風〞字,要先將「首韻」的"F"音唱出,再帶到「腹韻」的"O"音,然後拖入"NG"鼻音「尾韻」。要刻意地完成這三個步驟,才算咬字準確。而歌詞的字,經過這樣一「咬」方會達到「露字」的效果,令坐在隔音設備欠佳,音響效果不好的戲棚後座觀眾,也可以聽得清楚,一字不漏。

  可是這樣刻意咬字,戲曲味就出來。廣告歌經米高峰(microphone)收錄,首腹尾韻都一清二楚的唱法,大可不必。所以咬字要自然,"FONG"是一下子同時首尾腹韻緊接着吐出來的,這樣的唱法,接近生活,於是聽起來就摩登時髦,現代得多。

  在唱裝飾音(Ornament)的時候,也是一拖而過,不會過份刻意。好像唱歌例(4)末句《新奇洗衣粉》的「粉」字,作曲人梁樂音用裝飾音的方法,避免上聲字「粉」唱成去聲「糞」,先將首韻提升一度,再拖下結束音。但「升」「拖」之間,要不着痕跡,若不經意,似有若無之際,一下就滑落到結束音去。這類唱法,影響了 70 年代興起的現代粵語流行曲演譯。

  而廣告歌「通俗而不庸俗」的寫法,亦潛而默化地點醒了後來的粵語流行曲填詞人,令他們在高雅與低俗兩極夾縫中,摸索出一條雅俗共賞的中間路,終於探驪得珠,在七十年代初之後,把粵語流行曲推到上至學者教授,達官貴人,下至販夫走卒,升斗小民都一同欣賞的極闊層面。

  以作者愚見,認為「商台」這電子新媒介在電視普遍化之前,把廣告歌變成香港市民生活一部份,對香港音樂後來發展,有極大幫助,即使不是有心促成,但無心插柳,而令柳樹成蔭,實在也功不可沒。

  (c) 「麗的電視」與英文歌

  1957年,本來經營有線娛樂廣播系統的「麗的呼聲(Rediffusion)開始了有線電視播送,這是因應香港政府發牌照給「商業電台」作出的策略。「麗的」在五十年代,已經敷設了一個幾乎完全覆蓋全港的地下線網絡,利用這網絡將節目輸送入家庭,順理成章[27]

  香港因此成為亞洲有電視播放的先進地區。這事實,反映出香港社會經濟的起步。「麗的」電視是收費的;連安裝,購買電視機支出不少,但反應不俗,可見中產階級已逐漸形成。60 年代初開始,香港經濟開始高速增長,由 1960 至 1969,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13.6%。到 1969 年,人均總產值已達 4,757 港元,香港已漸漸升至發展中地區(developing countries)中的前列,土地已漸漸不敷應用,龐大的填海計劃在進行。而興建石壁水庫之餘,更和中國協商,由深圳供水香港,解決了多年來困擾香港的食水不足問題。雖然,儘管如此,在 1963 年,仍然無法不制水,四天供 1 次,每次供水 4 小時。與此同時,政府亦開始興建廉租的公共屋邨,照顧較低收入居民。這已別於旨在快速安置因天災人禍而無家可歸的徙置區。當然,香港仍然有名無實,不是「天堂」,但實在已變成了個差可安居樂業的地方。

  社會上的不同階層,口味依然分化。各階層溝通仍少,而且歧視是存在的。

  「麗的」電視開播,是中英語文混合,梅花間竹地中完到英,英完則中的節目編排。音樂節目,全是美國輸入。如 "Perry Como Show","Dean Martin Show"[28]等,唱的自然是美國流行曲。後來加插了「麗的夜總會」介紹香港流行音樂、歌曲也全是英文歌,不但粵語流行曲不見影蹤,連國語時代曲,也不露面。這種編排,一方面因為技術上問題,另一方面也有歧視的深層原因[29]。粵語時代曲固然不登大雅之堂,國語時代曲也未算可以和美國流行歌並列。所以在以上中層家庭為觀眾對象的。「麗的」電視,中文歌曲就全不現身,一切節目編排,崇洋第一。

  (d) 高級夜總會.菲人世界

  據後來確立粵語流行曲在港社會地位的音樂大師顧嘉煇憶述,在五六十年代的音樂圈「華人音樂水準不普及[30],也不大重視西樂。所以不要說作曲,連編曲也沒幾個華人是懂的。因此,音樂圈就被菲律賓人全面控制。無論是樂師,編曲的都是菲律賓人天下。那時的國語時代曲製作一樣是這種情況。事實上,當年的電影公司、唱片公司也有『賓佬音樂,必屬佳品』的觀念。」[31]

  顧嘉煇對當年的憶述,語多憤慨。但華人樂師水準,除個別一兩位之外,演奏流行音樂的水平,的確普遍較菲律賓樂師低。這是當年高級夜總會,多為菲人天下的另一原因,與歧視無關,而是他們的實際演奏能力的確較高。香港華人樂師,演奏傳統戲曲,特別是粵劇音樂,成就甚高。但流行音樂,要求不同。因此,華人樂師,能在高級夜總會當領班的,只有顧嘉煇、吳廼龍、鄧亨等幾位[32]。另外,五六十年代夜總會經常每晚加插外國表演節目。這些全球跑碼頭的藝人,無論是歌唱、舞蹈、雜技或魔術,都有特別編寫的套譜以供樂隊在表演時伴奏。華人樂師視奏(sight reading)能力稍差的,往往就手忙腳亂,難符要求。因此所謂歧視,有時也因為實際需要,不得不如此。夜總會老闆是生意人,最重實際。華人樂師薪酬一般低於菲人,亦因為演奏流行曲的優劣之別而要聘請菲人樂手,即使因此多付薪金亦別無辦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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